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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陳越光:為什么中國公益界有責任關注公益理論建設?

2019-11-08 12:15:29  來源:愛德傳一基金   作者: 陳越光    點擊數量:1366

 

 

 

編者按:

 

2019年9月27日,在北京修遠基金會主辦的“中國公益實踐與理論的本土化”研討會上,敦和基金會執行理事長兼秘書長陳越光應邀即席做了總結發言。

 

在發言中,陳越光重點回應了三大問題:(1)為什么中國公益界有責任關注公益理論建設?(2)為什么我們要呼喚公益理論本土化?(3)以中國這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為實踐基礎的、面向大多數人的、現代化追求的公益理論到底是什么?

 

愛德傳一基金根據錄音整理此文,供公益慈善同仁參考、討論。全文已經陳越光本人審閱,注釋為愛德傳一基金所加。

 

 

 圖片來自PIXABAY

 

在“中國公益實踐與理論的本土化”研討會上的總結發言

 

講演:陳越光

 

我想,理論滯后于實踐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宿命。公益事業是這樣,經濟改革其實也是這樣。

 

 

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莫干山會議的時候,討論了一個問題:雇超過7個工到底允不允許?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中有一個“八倍于本人勞動”來界定資本剝削的算法,就是說雇7個工以上就是資本剝削。能不能突破這條?我們當時允許個體戶了,但有些個體工商戶出現雇超過7個工的情況,政策到底允不允許?這個爭論一直爭論到小平同志那里。小平同志沒有說我們先在理論上討論允不允許,可不可以突破馬克思《資本論》中的那個算法,而是說,好嘛,有爭論嘛,那就擺一擺嘛。后來,沒有再把這個問題作為一個理論問題討論,而是實踐在“不爭論”中大步走到理論前面去了。

 

注:1979年,廣東高要縣農民陳志雄承包了8畝魚塘,效益可觀。次年,嘗到甜頭的陳志祥擴大規模,跨越兩個大隊,承包了141畝魚塘。規模擴大后夫妻二人忙不過來,于是雇請固定工一人,臨時工400個工日。至1981年,陳承包的魚塘規模繼續擴大,雇請了固定工5人,臨時工1000個工日。在剛走出“文革”不久的當時,此事極大地觸動了社會敏感的神經,各方面的質疑和指責不斷。

 

 

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一場關于承包魚塘的爭論》一文,并開辟了“怎樣看待陳志雄承包魚塘問題?”專欄,圍繞陳志雄承包集體魚塘雇工一事展開討論。討論歷時三個月,至8月30日結束。這場討論中,最重要的成果,是當時在中央書記處政策研究室的經濟學家林子力,從馬克思《資本論》的一個算例中,推算出一個結論:“8個人以下就叫做請幫手,8個人以上就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剝削。”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價值率和剩余價值量》中劃分 “小業主”與“資本家”的界線。按馬克思的計算,在當時(19世紀中葉),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樣直接參加生產過程的,是“介于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中間人物,成了小業主”,而超過8人,則開始“占有工人的剩余價值”,是為資本家。

 

 

當時,這場討論過后,陳志雄的爭論并沒有結束。同年底,安徽蕪湖商販年廣久的“傻子瓜子”“雇工”達到了12人。按照前述理論,在當時正統的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中,年廣久無意中成為了理論上的“資本家”。

 

 

當時中央高層也在關注著“雇工”問題。1984年“莫干山會議”(9月3日至10日)結束后,10月22日,鄧小平明確指出:“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此言一出,年廣久和陳志雄等人順利從理論上擺脫了“資本家”的命運,獲得了生存空間。(本注整理自騰訊新聞《共和國辭典》第002期)

 

 

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理論滯后最早可以回溯到1905年孫中山和嚴復的一場對話。

 

 

孫中山立志革命,跑到倫敦去找嚴復,希望以嚴復的聲望來支持革命。嚴復跟他講,民可以使之變,不可以使之劇變。意思是,變革是需要,但是不能一下子急劇大變,為什么?因為中國太大,你施之于甲,卻受制于乙,你剛變了乙,又被丙拖累了。孫中山就問他,以先生之見,何為?嚴復說,興民德,開民智,聚民力,你要建設道路,整頓民風,多辦學校,要做這些事情。孫中山聽完后,發了一句著名的感慨:“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先生乃思想家,鄙人乃實踐家。”說完揚長而去,投身革命。孫中山的意思是傳說中黃河水三百年清一次,但人的壽命才多長?你思想家可以以百年之身立千年之言,我一個實踐家只能服務于當務之急啊。

 

 

注:羅耀九主編之《嚴復年譜新編》光緒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引 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材料記,嚴復赴英交涉開平礦權期間,時孫中山適在英,聞嚴復到英國,特意前來訪問嚴復。談次,嚴復說:“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將見于之乙,泯于丙者將發之于丁。當今之計,惟急以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乎!”孫中山說:“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實行家也。”

 

 

所謂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理論滯后于實踐,一方面使我們在實踐中總是深感理論的貧困;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中國變革的優良傳統之一,當社會出現重大挑戰的時候,總是有志士仁人大膽地、不計較個人得失地去投身解決社會問題,也就是,雖然理論家還沒有準備好,但實踐家依然會義無反顧地走到前面去。

 

 

那么,我們說中國公益實踐現在面臨著理論的貧困,這是不是僅僅因為我們本土的公益慈善理論不足呢?其實,我們仔細想想,中國公益界難道有非常豐富的引自西方的理論嗎?其實也很貧瘠呀。“兩個失靈”理論,因為政府失靈、市場失靈,從需求側說明公益的發生意義;然后,“第三部門”理論;接著,八十年代引入“民間社會”,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公民社會”理論。全世界有那么多經濟學院、工商學院,但是有一家公益學院嗎?全球獨立注冊的第一家公益學院還是我們的深圳國際公益學院。全世界最著名的禮來慈善學院,是印第安納大學里的二級學院,是1987年開始的一項計劃,十幾年前建制為學院。世界上的經濟學流派、商業思想家層出不窮,各領風騷,喧囂一時,讓我們目不暇接,但公益理論、公益思想家卻屈指可數!所以,公益慈善整體的理論建設、知識生產貧竭,不只是中國的問題,也是全球普遍的一個現實問題。這也是為什么中國公益界有責任關注公益理論建設。

 

 

第二個問題,為什么我們要呼喚公益理論本土化?講理論的本土化,這確實是中國慈善公益事業面對的獨特問題。

 

 

首先,我們來看,中國慈善公益的歷史輪廓大概可以分為幾個階段。在明清以前,中國慈善公益的大格局是非常發達的家族慈善,加上佛教道教的宗教慈善。在明清之際,16世紀末的明代善會善堂興起,清代就非常發達了,慈善組織在清代已很普遍,與傳統的家族慈善宗教慈善并存,這方面的慈善史研究現在已經不少了。在近代以后,是西方傳教士帶來的基督教公益影響巨大。再以后,就進入到了現代公益慈善的行業建構。但是,1949年后,我們逐步取消了慈善公益這個領域。在當時,我們對社會主義的基本的理論框架,包含著對西方現代性的一種批判,就是你那個現代性講“個人權利”,那是虛偽的,窮人的權利不可欲啊!一個得不到雇主的工人,他去哪里實現他的勞動權利呢?在這個意義上,是你資本主義制度性地制造了那么多絕對貧困,然后另一只手做慈善,這慈善就是資產階級的遮羞布。我們認為,我們的制度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為什么呢?在第一次分配已經剝奪了剝奪者,已經沒有資本家來搶奪剩余價值了,社會分配已經比較公平了;在第二次分配的時候,只需考慮災民、殘疾人等特殊困難的人,政府來解決,所以就有了民政的賑災濟困,社會并不需要第三次分配。

 

 

但是,社會比理想復雜得多。就像1972年以前,我們一直有一個觀念,認為空氣污染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產物。一直到1972年,我們派了一個代表團去參加聯合國環境大會,才發現,哦,這些東西都算污染,那我們社會主義也有,才開始更正這個觀念。

 

 

注:1972年6月5日,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世界上133個國家的1300多名代表出席了這次會議。這是世界各國政府共同探討當代環境問題,探討保護全球環境戰略的第一次國際會議。會議通過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宣言》(簡稱《人類環境宣言》或斯德哥爾摩宣言》)和《行動計劃》。這次會議被視為人類環境保護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根據這次會議的精神,同年召開的聯合國第27屆大會把每年的6月5日定為“世界環境日”。中國政府也派代表團參加了本次會議,并在會議文件上簽了字,承諾要與各國合作來共同解決環境問題。(本注資料來源為人民網)

 

 

慈善問題同樣。我們從理想主義出發,構建一個沒有社會的社會主義,沒有市場的經濟體系,并不能把社會問題都解決掉。所以,改革開放以后,我們重新有了慈善公益行業。重新有了慈善公益行業后,從八十年代開始,國際基金會成為了我們普遍的老師,我們現在關于慈善公益的方式、方法、治理結構等等,主要都是國際基金會在那個時候教的。這就有了一個外來理論如何本土化理解以及與實踐結合的問題,特別是這套東西深入下去后,在有些方面出現了水土不服的問題。

 

 

為什么水土不服?如果我們把公益慈善的文化結構做一個剖面分析,上面最表層是物化層,比如建成的希望小學校園,是物質化的;下一層面是行為化的,公益活動和項目的方式,怎么建組織,怎么做,是行為化的、方法論的;行為化的再下一層是理論化的,包括第三部門理論、兩個失靈理論,等等;到第四層,也是最后一層,是價值倫理的。

 

 

在價值層,上面是它的通道部分,下面是它的認同部分。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在政府和公益慈善組織之間,在公益組織互相之間,在不同的行為人之間的關系問題,在中國和西方的兩種文化中,對這個問題的認知是不一樣的。從他者與自我的關系來看,有兩種途徑。西方的途徑基本上是他者是自我的一面鏡子,可以從認識他者來認識自我,所以,比較講究有一定的對抗度,叫做張力。從這個意義上說,發現問題、尋找問題,形成張力,可以在沖突中解決矛盾和問題。但是,在中國,在東方思想中,這條路是相反的。在中國,是在自我認識的深化中來認識他者。所以,中國人講,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別人。我們是通過想自己,推己及人,通過自我反思來理解別人,越對自己想得深入了,對別人的關心也會越多。

 

 

西方和中國這兩條通道是不同的,這是由東西方在軸心文明時期形成的“內向超越”和“外向超越”不同的超越突破模式決定的。但是,底層的東西卻是人類的普世價值、共同價值,又是相通的,就是人與人之間是可以相互理解,應該相互尊重的。然而,實現這種價值的途徑不一樣。途徑一旦不一樣,理論建構就有不同,理論指引下的實踐操作方法手段就會不一樣。要解決這些理論的水土不服問題,就需要我們在方法的背后探討文化。

 

 

講理論的本土化的建設除了要滿足我們的實踐,還有一個需求要面向,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問題。討論中有一個提法我不是很認同,說我們現在是老二,聲音還弱,如果我們是老大了,我們說什么別人就都會在意了。其實,硬實力和軟實力有關聯,但并不完全等同。公元初印度的佛學文化極大地影響了中國,但當時印度在軍事、經濟各方面都比中國弱很多啊。

 

 

今年六月的時候,基辛格有一個說法,他說我們不要爭論和討論中國能不能當老大,我們要問的問題是,中國成為全世界的老大以后,想對世界說什么?就是到了那時候,你有一套什么樣的思想觀點和理論可以對人類說?就這個世界的藍圖和秩序,你有怎么樣的理解和建構?這和我們今天講自己的目標是有不同的,要對人類說的東西一定是普世的東西,總不能要求世界秩序是“中國特色”的,或者人類的使命就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吧。所以,我們要講人命運共同體,要講不同文化的共同追求,共同規則,這需要我們在理論上有真正的創造性。

 

 

第三個問題是本土化理論的建構問題。其實,我覺得所謂公益理論的本土化這個提法不是很好,因為它容易讓人產生一個誤會。這個誤會是什么呢?就是搞不清我們以什么為本位。

 

 

如果我們以西方理論為本位,那么我們說這個理論在中國要實現本土化。但如果我們不是以西方理論為本位,而是以中國公益為本位,那么就不存在說哪個理論要本土化或不本土化的問題。在我看來,所謂中國公益理論本土化問題,其實我們要說的是,如何以中國思想、中國實踐來建立中國公益理論,也就是回應:以中國這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為實踐基礎的、面向大多數人的、現代化追求的公益理論到底是什么?

 

 

從現代性來看,大概是經過了一波、兩波、三波的發展,我們是屬于第三波的。第一波,是在新教國家,這是現代性的宗教的出發點。第二波,是從新教國家到基督教國家,一個宗教中的不同教派,總的來說是一個希伯來拯救型宗教思想體系里。在這兩波里,現代性是有其價值追求的。但到了第三波,像中國、日本,沒有價值追求,也就是說,1840年前后,我們首先不是把現代性作為價值去追求,而是我們比不過、打不過你,所以,我們基本是從工具、手段、物的層面上開始接受現代觀念的。

 

 

今天,我們需要對現代性的價值認同以及現代性遇到的挑戰做出時代性的回應,我們的公益追求需要做出一個新的社會藍圖的展望。這個新的展望是什么呢?在現代化方面,發達國家走在我們前面。但歷史地看,所有發達國家有一個共同的物質基礎,那就是,這些國家八九億人的現代化生活水平都是建立在石油能源產業的支撐之上的。前后兩任美國總統都曾表示,如果每個中國家庭都像美國家庭那樣要有兩輛汽車,那將是人類的災難。為什么呢?因為那樣的話,地球就會崩潰。是,這個是現實。但這既然是現實,從中我們就要想到,這意味著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模式和理論本身的普惠性就有問題。要不然為什么美國家庭可以有兩輛汽車,中國家庭就不可以呢?而且,非洲呢?全世界呢?那么,我們的社會藍圖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提出更具普惠性的現代化理論?我們能不能在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己的相處相容上提出更好的路徑?這就要求我們真正解決中國公益理論的建設問題,也解決外來理論的消化不良問題和融合創新問題。

 

 

注:1928年,赫伯特·胡佛競選美國總統時的口號是:“A Chicken in Every Pot and A Car in Every Garage”(每個鍋里都有雞,每個車庫都有車)。自那以后,車庫里的汽車成為了美國繁榮的代名詞,人們的消費意識也變為購買更多的汽車,特別是在上世紀50年代美國公路系統大發展后,有兩輛或更多汽車的家庭數量大幅增加,從1969年的31% 升至2009年的59%。(本注資料來自僑報網)

 

 

另外,建議這一系列研究課題在組織實施中注意三點。

 

 

一是注重九零后為主體的公益實踐者群體的探索,我國八十多萬個社會組織和三十多萬個社區備案組織中的從業者,主體已轉向九零后,而我們的研究者隊伍主體還是六零后、七零后,主事者甚至還是五零后,兩者之間是有距離的。一定要強調對事件,對實踐,對在公益活動第一線的九零后青年人觀念的關注。

 

 

二是,既要有公益發生論、公益文化論這樣宏觀層面的視野,也要有公益行為論、公益機構的內部治理這樣微觀層面的關切。

 

 

三是,這是一個機構組織的系列課題研究,但理論建設的知識生產是基于個人的,如何尊重個人觀點?被稱為歐盟之父的讓·莫奈說“沒有個體,一切皆無可能;沒有組織,一切皆不可持續。”希望我們在個人和組織之間有個好的平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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